杨平继续说：“还有，你注意到没有，周教授的实验记录本上写着‘合成一种新型手性有机磷配体’。如果A-8就是他合成的那种新型化合物，那整个事件可能就是一个意外，他合成了一个剧毒的化合物，在操作过程中不慎接触，慢性中毒，最终死亡。”

  他顿了顿，看着扎西：“这个解释，比谋杀更简单。不需要凶手，不需要动机，不需要复杂的阴谋。”

  扎西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杨平说得对，意外中毒，确实比谋杀更简单。而且，它不需要解释那么多疑点：凶手怎么拿到钥匙的？怎么知道周教授会翻哪些书的？怎么把A-8涂到书上的？

  但他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。

  他想了很久，忽然问了一个问题：“杨教授，如果周教授是自己合成的A-8，那他应该知道这种化合物的毒性。三十年前他参与过A-8的毒理学研究，他知道它的LD50，知道它的经皮毒性。一个知道这些的人，会在没有通风橱、没有防护的情况下，徒手操作这种剧毒化合物吗？”

  杨平看着他，目光变得锐利起来。

  扎西继续说：“还有，如果他合成了A-8，他为什么要合成它？实验记录本上写的是‘新型手性有机磷配体’。他是做不对称催化的，不是做农药的。一个做不对称催化的化学家，为什么要合成三十年前被禁用的杀虫剂？”

  杨平点点头：“你慢慢学会了推理，没错，这两个问题需要回答。”

  他看着扎西：“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答案，而是有两个可能的答案。一个是谋杀，一个是意外。我们要做的，不是选一个相信，而是找出证据来证明或排除其中一个，我们主要从药物和人体反应方面着手。”

  他放下笔，看了一眼手表：“今天先到这里，你回去休息一下，下午下手术后跟我去一个地方。”

  扎西问：“去哪里？”

  杨平说：“南都大学档案馆，我要查三十年前那个项目的全部资料。”

  下午两点，杨平和扎西到了南都大学。档案馆在主楼的顶层，是一个不大的房间，门口挂着一块铜牌，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。管理档案馆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老师，姓孙，戴着一副老花镜，听说他们要查三十年前的资料，皱起了眉头。

  “省厅的于警官带人来过了，他打过电话，说你们会来，三十年前的资料，都放在老库房里，很久没人动过了。”孙老师说，“你们要查什么？”

  杨平说：“1992年的一份内部报告，题目是《新型高效有机磷杀虫剂A-8的合成与毒理学研究》。”

  孙老师想了想，说：“这个……应该是化工部农药研究所和我们系合作的项目，我帮你找找。”她站起来，走到后面的库房门口，打开门，里面是一排排铁皮柜子，空气中弥漫着陈旧的纸张气味。

  大约过了二十分钟，孙老师抱着一摞发黄的文件夹出来了。她把文件夹放在桌上，拍了拍上面的灰：“这是1990年到1995年的项目档案，你们要找的应该在里面。”

  杨平和扎西坐下来，开始翻看那些文件夹。大部分都是项目申请书、年度报告、经费使用情况之类的文件，没有太多有价值的信息。

  翻到第三个文件夹的时候，扎西忽然停住了。那是一份手写的实验记录，字迹潦草，但扎西认出了上面的签名，周怀瑾，日期是1991年8月。

  他开始仔细阅读这份记录。内容是关于一种代号为“A-8”的化合物的合成和毒理学实验。记录写得很详细，每一步反应的条件、产物的纯化方法、毒理学实验的设计和结果，都有记载。

  扎西看到了最关键的一页——毒性数据总结。上面写着：

  “A-8的急性经口LD50（大鼠）：0.8mg/kg。急性经皮LD50（大鼠）：2.5mg/kg。亚慢性毒性实验（90天）：低剂量组（0.05mg/kg/天）出现体重下降、食欲减退、胆碱酯酶活性抑制；中剂量组（0.1mg/kg/天）出现指尖色素沉着、肝细胞变性；高剂量组（0.2mg/kg/天）出现心肌纤维灶性坏死。”

  扎西的手开始发抖，这些数据和张主任今天早上念的一模一样。

  他继续往下看，最后一页是周怀瑾手写的总结意见：

  “A-8的杀虫活性很高，对棉铃虫、菜青虫等农业害虫的LC50在0.1-0.5ppm之间，远优于当时市售的有机磷杀虫剂。但其哺乳动物毒性过高，特别是经皮毒性，不适合作为农药使用，建议终止该化合物的进一步开发。”

  扎西看完，把记录递给杨平。杨平接过来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看完之后，没有说话。

  然后他翻到最后一页，指着周怀瑾写的总结意见，说了一句话：“你看这段话的最后一句。”

  扎西凑过去看：“建议终止该化合物的进一步开发。”

  杨平说：“这是一个科学家的良心，他发现了这个化合物的毒性，建议终止开发。三十年前的事，可能没有那么复杂，他可能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。”

  扎西愣住了：“那威胁信呢？说‘三十年前的事，你以为没人知道吗’？”

  杨平摇摇头：“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如果有人用这件事威胁他，那威胁者知道的是什么样的‘真相’？是周怀瑾隐瞒了毒性数据？还是周怀瑾做了正确的事但被人误解了？”

  扎西张了张嘴，答不上来。

  杨平把文件夹合上，放在桌上。他说道：“扎西，你知道吗，在临床上，最难诊断的不是那些典型病例，而是那些被其他医生误诊过的病例。因为误诊会留下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，让你沿着错误的方向去找证据。”

  他顿了顿，转过身看着扎西：“这个案子也是一样，我们现在有两个可能的解释，谋杀和意外。但如果我们在心里已经认定了一个，就会不自觉地去找支持它的证据，忽略否定它的证据。这是临床医生最容易犯的错误，也是破案的人最容易犯的错误。”

  扎西点头，他明白杨平的意思，不要预设立场，要让证据说话。

  杨平站起来，把文件夹还给孙老师：“这些资料我们需要复印一份，可以吗？”

  孙老师点头：“可以，我去帮你们复印。”

  复印完资料，杨平和扎西走出档案馆，扎西跟在杨教授身后，心里沉甸甸的。

  回到医院已经是下午七点了，扎西回到宿舍，把今天复印的资料摊在床上，一份一份地看。他看得非常仔细，每一个数字、每一句话都不放过。他想要找到更多的线索，关于A-8的，关于周教授的，关于那个三十年前的项目的。

  他看到了那份内部报告的最后一页，是项目组的成员名单。名单上有六个人，周怀瑾是第三位，排在他前面的两个人，一个是化工部农药研究所的研究员，姓刘；另一个也是南都大学化学系的教授，姓方，已经退休多年了。排在周怀瑾后面的三个人，都是项目组的普通成员。

  扎西盯着这份名单看了很久。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威胁信上说的“三十年前的事”，到底是什么事？是周怀瑾隐瞒了毒性数据？还是别的什么事？

  其实现在的于警官也在思考这些问题，只是扎西思考问题的重点不一样，思路也不一样。

  他拿起手机，给杨平发了一条消息：“杨教授，项目组成员名单里，排在周教授前面的两个人，还活着吗？”

  过了几分钟，杨平回了一条：“查过了，刘研究员2010年去世了。方教授还活着，住在南都，今年八十一岁。于警官明天去拜访他。”

  扎西松了一口气，至少还有一个人可以问。

  他又开始看其他的资料。看到一份1992年的会议纪要时，他忽然停住了。那份纪要是关于A-8项目的评审会议的，上面记录着各个专家的发言。扎西一页一页地翻，翻到第三页的时候，看到了一段话：

  “化工部农药研究所刘研究员：A-8的杀虫活性确实很高，但毒性数据需要进一步核实。根据我们重复实验的结果，A-8的经皮毒性比周教授报告的数据高出约30%。建议在确认毒性数据之前，暂缓该化合物的进一步开发。”

  扎西的脑子嗡了一下。经皮毒性比周教授报告的数据高出30%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周教授报告的数据是2.5mg/kg，如果高出30%，那就是大约1.9mg/kg。但这还不是关键——关键是，刘研究员说“需要进一步核实”，意味着周教授的数据可能有问题？

  他继续往下看，后面是周教授的回应：

  “周怀瑾教授：我们的实验严格按照标准操作规程进行，数据可靠。不同实验室之间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是正常的，可能与动物品系、实验条件等因素有关，建议由第三方实验室进行重复验证。”

  然后就没有更多的记录了，扎西翻到最后一页，会议的结论是：“鉴于A-8的毒性数据存在争议，建议暂停该项目的产业化进程，待第三方实验室完成重复验证后再做决定。”

  扎西看完，把这份纪要用手机拍了下来，发给杨平。然后他坐在床上，脑子乱成一团。

  如果周教授的数据真的有问题呢？如果他低估了A-8的毒性，让项目得以立项，后来被发现才叫停呢？威胁信上说的“三十年前的事”，会不会就是这个？

  但杨平说得对，不能预设立场，要让证据说话。

  他看了看表，已经快九点了。他站起来，准备去食堂吃宵夜。走到门口，手机响了。是杨平的消息：“看到你发的会议纪要了，有意思，明天早上，跟你跟于警官去见方教授。”

  扎西回了一个“好”字，然后往食堂走去。

  食堂里人不多，扎西打了一份饭，找了个角落坐下来。他一边吃一边想，脑子里全是那些文件上的字——A-8、LD50、经皮毒性、数据争议、威胁信、书页上的残留。

  他吃宵夜，回到宿舍，又看了一遍今天复印的资料。看到晚上十点多，他实在撑不住了，把资料收好，关了灯。

  躺在床上，他闭上眼睛，但脑子里还是那些字。他想起杨平说的话，不要预设立场，要让证据说话。他想起周教授实验记录本上那句“建议终止该化合物的进一步开发”，那是一个科学家的判断，还是一个科学家的掩饰？

  扎西翻了个身，强迫自己不再想那些事。

  周一清晨六点半，扎西已经在研究所的小会议室里坐着了。他把昨天从档案馆复印的资料又看了一遍，特别是那份会议纪要和周教授的毒理实验记录。他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周教授的实验记录中，经皮毒性的实验数据写得非常详细，每一只大鼠的剂量、反应时间、死亡时间都有记录。但有一页纸的右下角，有一个小小的铅笔标记，写着“重复实验第3次，结果一致”。这个标记很淡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。

  为什么要在右下角写这么一行字？是为了证明什么吗？

  杨平七点整推门进来，手里拎着两杯茶，一杯放在扎西面前。扎西接过来，茶还是烫的。“于警官他们呢？”扎西问。

  “打算直接去方教授家，八十一岁的老人不能太折腾人家。”杨平坐下来，翻开扎西整理的材料，“方教授全名方明远，是当年项目的负责人之一，也是周教授的前辈。他退休后一直住在南都，据说身体还不错，脑子也很清楚。于警官昨晚联系上他的时候，他听说周教授死了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，‘该来的还是来了’。”

  扎西愣了一下：“该来的还是来了？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  杨平摇摇头：“不知道，所以今天要去问他。”

  七点半，于警官的车到了医院门口。这次只有于警官一个人，小何留在实验室处理那些书的检测结果。

  “让扎西跟你去吧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随时联系我，我今天有点事，其实你们也没什么需要我的了。”杨平跟于警官说。

  扎西上了于警官的车，于警官递给扎西一份文件：“昨晚又查到了一些东西。张主任和袁博士的意见是，要我密切保持和你们的联系，毕竟这种案子已经超出我们的知识范畴，很容易走偏路，这不是经验问题，是认知问题，我们还联系了一个国内的知名化学家咨询，但是他只是精通化学知识，对整件事情缺乏逻辑组织，他也是建议，最好找一个懂毒物的医生咨询，医生最擅长将以症状为线索，找出背后的原因，擅长将各种元素组织在一起。”

  扎西接过来看，文件是关于周教授三十年前那个项目的更多背景资料。于警官的声音从前排传来：“那个A-8项目，1992年下马后，项目组就解散了。但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，项目下马之前，已经投入了不少经费，甚至建了一个小型的中试生产线。化工部对这个项目寄予厚望，希望它能成为替代当时进口农药的国产产品。”

  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项目下马后，有人被追责。化工部的一位副处长因此被调离岗位，南都大学化学系的方教授也受到了通报批评。但周教授没有被追责，因为他是项目的主要技术骨干，而且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毒性数据是准确的。”

  扎西问：“那后来呢？”

  于警官说：“后来就没有后来了，项目被彻底封存，所有资料都被归档，A-8这个化合物再也没有被研究过。直到现在。”

  扎西沉默了一会儿，问：“方教授当年受的通报批评，严重吗？”

  于警官想了想，说：“通报批评在当时算是比较轻的处理。但方教授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，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。他后来再也没有申请过重大项目，就在系里教教书，带带学生，到点退休。”

  扎西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

  方明远教授住在南都老城区的一个小区里，离南都大学不远。小区很安静，绿化很好，楼都不高，六层的楼房，外墙刷着米黄色，看起来是九十年代末的建筑。于警官把车停在楼下，四人上了三楼。方教授的儿子已经在门口等着了，四十多岁，戴眼镜，看起来很斯文。

  “于警官，我父亲在书房等你们。”他压低声音说，“他听说周教授的事后，一晚上没睡好。”

  书房不大，但收拾得很整洁。两面墙都是书架，满满当当全是书。窗边放着一张书桌，桌上摊着一本翻开的老相册。方明远坐在书桌前，八十一岁了，头发全白，但精神还好，目光清亮。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，手里握着一支钢笔，手指上有老年斑，但很稳。

  看见于警官他们进来，方教授慢慢站起来，伸出手：“辛苦你们了！”声音有些沙哑，但吐字清晰。

  于警官握了握他的手：“方教授，打扰了。”

  方教授点点头，示意他们坐下。他看了一眼于警官，又看了一眼扎西，然后说：“说吧，想问什么。”

  于警官没有绕弯子：“方教授，三十年前，您和周教授一起参与了A-8项目。我想知道，这个项目的真实情况。”

  方教授沉默了很久，他低下头，看着桌上那本翻开的老相册。扎西瞥了一眼，相册里是一张黑白照片，上面站着七八个人，穿着白大褂，站在一个实验楼前面。照片的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：“A-8项目组合影，1991年春。”

  方教授指着照片上的一个人，手指微微发抖：“这是怀瑾，那时候才三十二岁，年轻，有干劲，是整个项目组最聪明的人。”他的手指又移到另一个人身上，“这是化工部的刘处长，项目的推动者。他后来被调走了，听说去了西北，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。”他停了一下，声音变得更低，“这是我的照片，那时候还年轻，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。”

  他合上相册，抬起头，看着杨平：“你们想知道什么？是A-8的毒性数据，还是项目为什么下马？”

  于警官说：“都想，特别是，周教授的毒性数据，到底有没有问题？”

  方教授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刺到了。他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扎西以为他不会再开口了。然后他说了一句话，声音很轻，但扎西听得清清楚楚：“怀瑾的数据，没有问题。”

  方教授继续说：“A-8的毒性，确实很高。怀瑾报告的数据，经皮LD50是2.5mg/kg，这个数字是准确的。化工部农药研究所的刘处长说他们的重复实验结果是1.9mg/kg，比怀瑾的数据低了30%。但两个数据都在同一个数量级上，差异在可接受范围内。毒性实验的结果有波动，这是常识。”

  他顿了顿，声音变得有些苦涩：“问题不在于数据准不准确。问题在于有人不想让这个项目继续下去。”

  老于的目光一凝：“谁？”

  方教授摇摇头：“我不知道，也许是化工部的某些人，也许是其他研究所的竞争对手，也许是觉得这个项目投入太大、产出不确定的领导。我只知道，在项目评审会上，有人提出了毒性数据的问题，然后这个问题就被无限放大了。最后的结果是项目暂停，等待第三方验证。但第三方验证一直没有做，项目就再也没有重启过。”

  扎西忍不住问：“那周教授呢？他有没有被追责？”

  方教授看了他一眼，目光有些复杂：“怀瑾没有被追责，因为他是项目组里最懂技术的人，离了他，这个项目就真的完了，但怀瑾自己，觉得被背叛了。”

  老于问：“被谁背叛了？”

  方教授沉默了几秒，说：“被所有人，被化工部，被学校，被……他的学生。”

  老于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。

  方教授说：“项目下马后，怀瑾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他不理解，为什么一个技术上有前景的项目，会因为非技术的原因被叫停。他开始不相信任何人，不相信领导，不相信同事，甚至不相信自己的学生。”

  他停了一下，声音变得更低：“尤其是陈维。”

  扎西竖起耳朵，陈维，周教授的学生，维德医药的创始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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