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一早，我见了阿黄。

他的仓库在省城南郊的货运站旁边，三间大平房，门口停着两辆装满货物的三轮车。仓库里堆得满满当当——成箱的电子表、成捆的塑料凉鞋、成袋的花布头巾、摞到天花板的搪瓷脸盆和铝饭盒。

“省城这摊，我交给一个老乡管。”阿黄指着角落里一个正在算账的矮个男人，“老郑，温州乐清人，跟了我三年。”

老郑抬头看我一眼，点点头，又低下头去。

“货价跟江城一样。”阿黄递给我一张价目表，“但有一条——省城的关系复杂，郑东海盯着这一块。你开店，他迟早知道。”

“知道就知道。”我把价目表折好塞进口袋，“他的合作提议，我还没答应。”

阿黄笑了，露出两颗金牙：“炜杰，你是我见过胆子最大的江城人。”

“不是胆子大。”我说，“是算过账。”

选址花了两天。

城郊结合部很大，人口密集的地方好几个。我和赵强、小马分头跑，一个下午能看七八个地方。最后定在城东的一个大型居民区——“红星新村”。

这里是省城建得最早的安置小区之一，住了上千户人。有从农村来的建筑工，有从县城来的小生意人，有在城里打工的年轻夫妻。早上五点多，小区门口就人声鼎沸；晚上十点多，还有路边摊在卖炒粉和馄饨。

铺面在小区门口的路口拐角，一间二十平米的临街门面。前面是马路，后面是小区围墙，左边是一家早点铺子，右边是个修自行车的摊位。人流量大，而且是从两个方向来的。

房东是个胖女人，穿件的确良衬衫，手里拿着把蒲扇。她坐在门口的竹椅上，扇着风说：“转让费一千二，月租两百，押一付三。”

“转让费太高了。”我说，“这铺面上家是卖早点的，除了个水泥灶台，什么都没留下。”

“位置好啊。”胖女人摇着扇子，“拐角，两面来钱。”

“八百。”

“一千一，少一分不谈。”

“九百。”

胖女人把扇子停了，看我一眼。她眼睛不大，但眼神很亮，一看就是常年跟租客打交道练出来的。

“小伙子，”她说，“你是外地人吧？”

“江城的。”

“来省城做生意？”

“试试。”

她盯着我看了几秒，扇子又摇起来：“一千。不能再少。”

我从兜里掏出一沓钱——十张十块的，剩下的都是五块一块的，用橡皮筋捆着。这是我从江城带来的全部现金，八百多。

赵强在旁边把他的钱包也掏出来，凑了凑，正好一千。

胖女人把钱接过去，蘸了蘸口水，一张一张数完，然后从兜里掏出钥匙扔给我：“月底交下三个月租金。合同我明儿给你写。”

铺面到手了。

我给苏晓棠打了个电话。

她在江城的裁缝铺生意不错，我走的时候跟她说过，省城这边可能需要她。

“帮我设计一下工装和店内布置。”我说，“店不大，二十平米，卖的是便宜实用的货。”

苏晓棠第三天就到了省城。她穿一条蓝色工装裤，白色短袖衬衫，背着一个帆布工具包，里面装着卷尺、铅笔、橡皮。

她站在铺面门口，看了两分钟，然后走进去，用步子量了量宽度，又看了看天花板的高度。

“店里不用太花哨。”她说，“你的客人是刚进城的人，他们怕贵，怕被人看不起。店要做得干净、亮堂，让他们敢进来。”

“具体呢？”

“灯用白炽灯，不要用日光灯。”她从包里掏出一张草图，一边画一边说，“日光灯惨白，照在人脸上发青，像是在医院。白炽灯暖，让人想待。”

“货架呢？”

“松木板。成本低，看着朴实。刷一层清漆就行，别刷颜色漆。”她在纸上画了几个架子，“高度一米二，让人伸手就能够到。上面三层摆货，下面一层放备用存货。”

我看了看她的草图。简单的线条，但布局很清楚——左边三个货架，右边三个货架，中间留一条宽通道，最里头是柜台和收银的地方。

“工装呢？”我问。

“你做老板的，穿白衬衫，深蓝裤子，干净就行。伙计穿蓝色工装，左胸口绣’炜杰百货’四个字。”她把草图折好递给我，“店里再挂一块小黑板，用粉笔写每天的特价货。换新价格的时候擦掉重写，让人知道这是活的店，不是死板的供销社。”

我把草图收下：“多少钱？”

“设计费，二百。材料费另算。”她顿了一下，“但我不收你设计费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欠我的。”她嘴角动了动，“上次江城店的事，你答应给我介绍三个客户，到现在只介绍了一个。”

我笑了：“记着呢。”

装修三天完成。

第一天刷墙，白漆，用的是最便宜的那种石灰浆，刷完有股淡淡的碱味。第二天装货架，松木板是从城郊的木料厂买的，价格便宜，木纹清晰。苏晓棠在现场盯着，每一块板的尺寸都要量两遍。第三天装灯和招牌——三个白炽灯泡，加一个手写的木板招牌，上面用红漆写着”炜杰百货”四个字，是我用毛笔自己写的。

招牌挂上去那天，门口围了几个看热闹的居民。

“这要开啥店啊？”

“百货。”

“便宜不？”

“塑料凉鞋四块五，搪瓷脸盆两块八。”我说。

围观的人互相看了看。一个穿工装裤的中年男人问：“比供销社便宜？”

“便宜一块多。”

“真的假的？”

“开业那天来看。”我说。

货是从阿黄的省城仓库直接进的。

第一批货：塑料凉鞋两百双，花布头巾三百条，搪瓷脸盆一百个，铝饭盒一百二十个，肥皂五十块，牙刷一百把，毛巾八十条。总价不到两千块。

赵强和小马盘了一整天货，按品类码在货架上。苏晓棠在柜台前面挂了一块小黑板，用白色粉笔写了八行字：

“今日特价：塑料凉鞋4.5元，搪瓷脸盆2.8元，铝饭盒3.2元，花布头巾1.5元……”

最后一行是她加上的：“新店开业，买满十元送牙刷一把。”

我站在店门口，看了看。白墙、松木货架、暖黄色的灯光、黑板上的白字。简单，但比供销社强太多了。

“哥，”小马从里面出来，“差不多了。”

“明天开业。”我说，“今晚我在这儿守着。”

赵强和小马走了。苏晓棠也走了，她说要回江城一趟，那边的铺子还有两笔订单没做完。

夜幕降临，城郊的路灯亮了。

我坐在柜台后面的木椅上，把父亲的笔记本从背包里拿出来，放进柜台抽屉。牛皮纸封面，边角磨破了，里面是父亲用圆珠笔写的字——从1982年到1988年，每天的开支，一分一厘。

抽屉里还放着今天的账本、一盒火柴、半包大前门香烟。

门被推开，赵强探头进来：“哥，你不回家？”

“回哪儿？”

“江城啊。”他走进来，靠着柜台，从兜里掏出烟递给我一支。

我没接烟，也没回答他的问题。柜台上的白炽灯发出嗡嗡的电流声，光线把我的手照成暖黄色。

“省城也是家。”我说。

赵强愣了一下，然后把烟塞回自己嘴里，没点火。

“哥，你是打算……在省城长住？”

“先开这一家。”我看着窗外的夜色，远处有工地的塔吊，上面亮着红灯，一闪一闪，“然后第二家、第三家。”

赵强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江城呢？”

“江城六家店不动。你管着。”我转过头看他，“省城这条线，我带小马跑。”

赵强点点头，把烟从嘴里拿下来，转身往外走。走到门口，他停下来：“哥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变了。”

“哪儿变了？”

“以前你在江城，像是……”他挠了挠头，“像是有根线牵着你。现在那根线断了。”

我看着他，没说话。

他推门走了。门帘子晃了几下，停住。

我独自坐在柜台后面，听着外面偶尔经过的三轮车铃声和远处狗叫的声音。抽屉里的笔记本露出一角牛皮纸封面。

省城也是家。

这句话的分量，我自己心里清楚。从说出来的那一刻起，这里就不再只是一个试水的市场了。这是我的地盘，我要在这里扎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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