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到江城，我第二天就召集了赵强和小马。

“省城，去不去？”

赵强把嘴里叼着的烟拿下来：“干啥？”

“看市场。”

小马正在擦货架，听到这话，抹布往肩上一搭：“哥，我也去？”

“你不去谁给我拎包？”

小马咧嘴笑了，露出两颗新长出来的门牙。他今年十八，跟了我大半年，从搬货工混成了能独立看店的伙计。赵强更不用说了，帮我管着江城六家店的日常运转，盘账比我还细。

三个人，一趟绿皮火车，上午八点出发。

火车上挤满了人。过道里堆着蛇皮袋和涂料桶，有人站着打盹，手里还攥着网兜，里面是洗脸盆和毛巾。车厢连接处飘着煮鸡蛋和泡面的味道。

赵强靠窗坐，从兜里掏出三个茶叶蛋，分给我和小马。蛋是他妈煮的，蛋壳上印着褐色的花纹，像地图。

“哥，”赵强剥着蛋，“郑东海那边……”

“先不急。”

“三天期限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我把茶叶蛋一口塞进嘴里，蛋黄噎得慌，“所以先去省城摸摸底。”

赵强没再问了。他跟了我这么久，知道我的脾气——先做再看，不比划清楚不轻易下注。

小马年轻坐不住，趴在车窗上看风景。田野、鱼塘、水牛、稻草垛，一样一样往后退。过了两个多小时，楼房开始多起来，先是低矮的平房，然后变成了五六层的居民楼，再后来——

“哥，你看那个！”小马指着窗外。

一栋二十多层的高楼立在远处，玻璃幕墙把阳光反射成刺眼的光斑。楼顶有个巨大的广告牌，画着一瓶白酒，红底金字。

“省城国贸大厦。”赵强说，“我听王海提过，二十二层，全省最高。”

火车进站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眼站台上的大钟——下午一点十五分。比上次快了十五分钟，大概因为不是高峰期。

出了火车站，小马眼睛都不够用了。

省城的主干道是双向六车道，中间有水泥隔离墩，上面刷着蓝白相间的油漆。路上跑着各种颜色的车——红色的夏利、黄色的面的、白色的桑塔纳，偶尔还有一辆黑色奥迪，车牌是白色的，开头一个”O”字。

人行道上的人走路比江城快，穿着也讲究。男人穿条纹衬衫、系皮带，有人还打着领带。女人穿连衣裙、高跟鞋，有两个人烫着大波浪卷发，手里提着塑料袋，袋子上印着”友谊商店”四个字。

“这比江城……”小马咂咂嘴，找不到合适的词。

“大十倍。”我说。

赵强拦了辆面的，报了个地名：“中山路，百货大楼。”

面的司机是个光头，穿件跨栏背心，方向盘上缠着棕色胶带：“三位，看货还是进货？”

“随便看看。”

“做买卖的吧？”光头从后视镜里看我们，“最近来省城做买卖的外地人不少。江苏的、浙江的、福建的，都有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可不是。”光头打了一把方向，面的绕过一辆板车，“但多数都栽了。省城水深，没根的人浮不起来。”

我没接话。车窗外的建筑一栋接一栋，百货大楼、外贸商店、华侨饭店，都是五六层高的楼房，门口站着穿制服的门卫。

百货大楼里人头攒动。

一楼是化妆品和首饰，柜台上摆着玻璃瓶装的雪花膏、铁盒装的百雀羚。二楼是服装区，挂着的确良衬衫、涤纶裤子、羊毛衫。三楼是家电，十几台黑白电视机同时开着，放的是同一个频道——一个穿军装的女人正在唱《军港之夜》。

价格标签让我皱了眉头。

一件普通的确良衬衫，标价二十八块。一双塑料凉鞋，十五块。一个搪瓷脸盆，四块五。

比江城贵了将近一倍。

“哥，这价……”小马压低声音。

“城里人有城里人的消费。”赵强说，“他们工资也高，国营厂工人一个月一两百。”

“但不是所有人都是国营厂工人。”我说。

赵强看我一眼：“你是说……”

我没回答，转身往外走。

下午，我们坐了四十分钟公交车，到了城郊结合部。

这里和市中心像是两个世界。

没有高楼，没有水泥隔离墩，没有穿西装拿大哥大的人。路边是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和自建的二层小楼，墙上刷着白灰，有的是刚刷的，有的是脱落了一半的。门口堆着蜂窝煤和白菜，绳子上晾着床单和小孩衣服。

人是四面八方涌来的——从农村进城，从县城进城，从更远的山区进城。他们在建筑工地打工，在餐馆洗碗，在工厂做临时工，在菜市场摆摊。一天挣十块八块，住在一个月十几块的出租屋里，吃着自己做的馒头和咸菜。

我走进一家供销社。门脸很旧，木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正在织毛衣。柜台里的货摆得七零八落，搪瓷脸盆上落了灰，花布头巾的颜色褪得差不多了。

“同志，买啥？”女人抬头看我一眼，又低下头织毛衣。

“随便看看。”

货架上的东西不多：肥皂、火柴、盐、酱油、几卷卫生纸。品种单一，质量差，关键是——价格比城里便宜不了多少。

我问：“这塑料凉鞋多少钱？”

“八块。”

“搪瓷脸盆呢？”

“四块。”

跟百货大楼差不多。但这地方的人，收入可比市中心的人低了一半都不止。

从供销社出来，我们三个人坐在路边的一个水泥台上休息。

赵强点了根烟：“哥，这地方的人……买得起咱的东西吗？”

我掰着手指头给他算：“塑料凉鞋，我从阿黄那里拿货，成本三块五。供销社卖八块，我卖四块五，毛利一块。搪瓷脸盆，成本一块八，我卖两块八，毛利一块。铝饭盒，成本两块，我卖三块二，毛利一块二。”

“问题是，”赵强吐了个烟圈，“这些人买得起电子表吗？”

“买不起一百块的。”我说，“买得起二十块的。”

赵强愣了一下，然后慢慢把烟从嘴里拿下来。

他明白了。

这些人不是不需要东西，而是没有人卖他们需要的东西。大商场太贵，供销社太旧，个体户太散。他们需要一个专门为他们开的店——便宜、实用、不花哨。

“省城有多少人……像这样的？”小马指着路边一个扛水泥袋的男人问。

“十万？二十万？”我说，“而且每天都在增加。”

这是1991年，中国城市化刚起步的几年。农村人往城里涌，小城市的人往大城市涌。他们有个名字，叫”流动人口”，或者”盲流”。但他们不是盲目的——他们是来干活、来赚钱、来谋一条出路的。

而他们需要买东西。吃饭的东西、睡觉的东西、穿的东西、用的东西。

天色暗了，我们在城郊的一个小饭馆吃了晚饭。三碗肉丝面，加两个炒菜，一共花了六块钱。

吃完面，我在街边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。绿色的铁亭子，门上印着”中国电信”四个字，玻璃上贴着各种小广告——通下水、开锁、治病。

我投了五毛钱硬币，拨了阿黄的传呼号。过了两分钟，电话响了。

“喂？”

“阿黄，我，炜杰。”

“哎哟，稀客啊！”阿黄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，带着温州口音，“江城的生意不好做了？”

“问你个事。”我没跟他绕弯子，“你在省城有货吗？”

“省城？”阿黄顿了一下，“有啊，仓库就在城郊。”

“具体在哪？”

“南郊，靠近货运站。怎么了？”

“我明天去看。”我说。

阿黄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，然后笑了：“炜杰，你动作够快的。”

“不快就被人抢了。”我说，“对了，省城仓库的货，价格和江城一样？”

“一样。量大还能再谈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

挂断电话，我从电话亭里出来。赵强和小马站在路边等我，路灯亮了，昏黄的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“哥，怎么样？”小马问。

“阿黄在省城有仓库。”我说，“南郊。”

赵强把烟头扔在地上，用脚踩灭：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温州渠道，加上省城空白区。”我抬头看了看城郊的夜空，星星比城里多，“这就是我们的突破口。”

风从北边吹过来，带着煤烟和泥土的味道。远处有工地在打桩，咚咚咚的，像是心跳。

省城的地盘，我来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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