奶奶在医院住了三天，高烧才彻底退下去。

这三天里，沈泽几乎没有离开过病房。白天给奶奶擦身、喂饭、倒尿盆，晚上就窝在折叠椅上凑合着睡几个小时。隔壁床的胖女人跟他混了个脸熟，偶尔帮他照看一下奶奶，好让他去楼下食堂买口吃的。

第四天早上，周医生查完房，告诉沈泽一个还算不错的消息：奶奶的感染指标已经降到了可以手术的范围，手术安排在三天后。

“手术方案我跟你讲一下，”周医生把沈泽叫到办公室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CT片子，指着胫骨平台的位置说，“骨折块有移位，我们需要做切开复位内固定，用钢板和螺钉把骨折块固定住。手术时间大概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，全麻。”

“风险呢？”沈泽问。

“主要风险是麻醉，老人年纪大了，心肺功能有不同程度的退化，麻醉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意外。另外就是术后感染和血栓的风险比年轻人高。”周医生看着沈泽，语气很诚恳，“但如果不做手术，这条腿就废了，以后只能卧床，生活质量会非常差。我的建议是做。”

“做。”沈泽没有任何犹豫，“需要签什么？”

周医生把手术同意书和麻醉同意书递给他，一共五六页纸，密密麻麻的条款和风险说明。沈泽一页一页地看，看得很仔细，但翻页的速度很快。

签完字，沈泽问了一句：“手术费大概多少？”

“全部下来，三到四万。”周医生说，“医保能报销一部分，但具体比例要看你们参保的情况。”

沈泽心里算了一下。奶奶有城镇居民医保，报销比例大概百分之五十到六十，也就是说自己需要承担一万五到两万。周远山给的两万块钱，刚好够用。

但后续的康复费、药费、营养费，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

沈泽把单子收好，回到病房。

奶奶的手术时间定了，他也该去办另一件事了。

当天下午，安顿好奶奶，沈泽跟隔壁床的胖女人打了声招呼，请她帮忙照看两个小时。胖女人挺爽快地答应了，还拍着胸脯说放心去吧，你奶奶就是我妈。

沈泽出了医院大门，没有打车，而是上了一辆去城东的公交车。

江城四月的下午，太阳不大，风里还带着一丝凉意。公交车晃晃悠悠地穿过市中心，路两边的高楼大厦渐渐变矮，最后变成了那种三四层的老式居民楼。

沈泽在城东老派出所站下了车。

站在站台上，他一眼就看到了马路对面的那个报刊亭。

那是一个很旧的铁皮亭子，绿色的漆面已经斑驳得不成样子，顶上搭着一块灰扑扑的油布遮阳棚。亭子正面挂着一块木牌，用油漆写着“报刊亭”三个字，字体歪歪扭扭的，一看就是自己写的。

亭子旁边种着一棵老槐树，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住，枝叶像一把大伞把报刊亭罩在下面。

沈泽过了马路，走到报刊亭前。

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正坐在亭子里面看报纸，戴着老花镜，头发白了大半，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。他旁边放着一个旧收音机，正咿咿呀呀地放着京剧。

这就是刘建国。

沈泽在报刊亭前站定，没有马上开口，而是先打量了一下这个亭子的布局。左侧是卖报纸杂志的区域，右侧有一个小柜台，柜台上放着一部老式的按键电话。电话旁边贴着一张手写的纸条：市内0.5元/分钟，长途1元/分钟。

公共电话，不需要实名登记，投币就能打。

沈泽把目光从那部电话上收回来，敲了敲报刊亭的玻璃。

刘建国抬起头，摘下老花镜，眯着眼睛打量了他一眼，“买什么？”

“老板，跟您打听个事。”沈泽从兜里掏出一包烟——来之前在便利店买的，二十多块一包，不算好也不算差——抽出一根递了过去。

刘建国看了看烟，接过来，别在耳朵上，但没有点上，“什么事？”

沈泽没有拐弯抹角：“七年前，您这个报刊亭的公共电话，有人在晚上十点多打了一个报警电话，打到城南分局的。我想知道，打电话的人长什么样。”

刘建国的动作顿了一下，眼睛里闪过一丝警觉，上上下下打量了沈泽好一会儿。

“你是警察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记者？”

“也不是。”

“那你打听这个干什么？”刘建国的手已经悄悄摸到了柜台下面，沈泽不用看也知道，那下面大概放着一根铁棍或者别的什么防身的东西。

城东这片地方乱，做小生意的，手里没有点家伙什根本不敢开张。

沈泽没有回避刘建国的目光，也没有做出任何可能有威胁性的动作，他站在原地，语气很平静：“我是来您这儿打电话的那个人的家属。”

刘建国听到这话，表情明显松弛了一些，但警惕性还在：“家属？哪个家属？”

沈泽已经准备好了说辞：“那年我弟弟出了事，被人打了，是他报的警。这几年我一直在外地，最近刚回来，想感谢一下当年报警的人，但找不到是谁。就想跟您打听打听，看您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的事。”

他当然没有什么弟弟。

但这个理由足够合理，合理到不会引起太大的怀疑。

刘建国靠在椅背上，仰头想了一会儿，然后摇了摇头，“七年前的事了，我这记性哪还能记得住？一天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打电话的也不少，总不能个个都记住。”

“那天晚上十点多，下雨天。”沈泽提醒道。

“下雨天？”刘建国又想了想，忽然“哦”了一声，脸上的表情变了变，像是想起了什么。

沈泽注意到了这个变化，心跳微微加速，但面色不动。

“下雨天倒是有点印象，”刘建国皱着眉头说，“但那不是一个人，是两个人。”

“两个人？”沈泽的瞳孔微缩。

“嗯，一男一女。男的年轻，二十来岁，高高瘦瘦的，穿一件黑色的连帽卫衣，帽子压得很低，我当时还觉得奇怪，下雨天穿卫衣倒是正常，但在屋里还压着帽子，就有点不正常了。那个女的我没怎么看清楚，她站在后面，一直低着头，好像不太想让别人看到她的脸。”

沈泽的手慢慢攥紧了。

“他们打了两三个电话，前面几个好像都没打通，最后一个通了，那个男的说的什么我没太听清，好像是报警还是什么的。打完就走了，急匆匆的。”刘建国说着，又看了沈泽一眼，“你说的那个报警电话，不会就是这个吧？”

沈泽脸上没有任何异样，甚至还微微笑了一下，“应该是的。那您还记得那个女的长什么样吗？或者有什么特征？”

刘建国摇摇头，“看不清，她从始至终都站在亭子外面，只露了半个身子。但有一点我记得——她穿了一件那个医院的病号服，就是城东卫生院的，那家卫生院的病号服是蓝白条纹的，很好认。”

沈泽的瞳孔猛地一缩。

城东卫生院，蓝白条纹病号服。

那个女的，是从医院出来的。

而七年前，在这个时间点，有一个人刚好就在城东卫生院住院。

沈泽没有再问了，他知道再问也问不出更多的东西。他跟刘建国道了谢，把整包烟都留在了柜台上，转身离开。

走出几步，他又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报刊亭。

老槐树的枝叶在风里沙沙作响，斑驳的树影落在铁皮亭子上，一晃一晃的。

沈泽站在那里，任凭风吹着他的衣角，一言不发地站了将近一分钟，才转身大步走向公交站台。

公交车来了，他上车，投币，坐到最后一排。

车子启动之后，他才发现自己的手一直在微微发抖。

不是因为冷，也不是因为怕。

是因为愤怒。

一种被压制了七年、此刻终于开始松动的愤怒，像地底的岩浆一样，沿着他的血管往上涌，烧得他指尖发麻。

一男一女。男的在公共电话亭报警，女的穿着城东卫生院的病号服。

七年前的那个晚上，他之所以会带着刀去找那个人，是因为他在出去之前的那个下午，接到了一个电话。

电话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哭着告诉他，他奶奶被人打了，打人的是那个人的手下，奶奶摔断了腿，正在城东卫生院抢救。

那个女人叫陆琳，是他当时的女朋友。

沈泽闭上眼睛，脑海里浮现出那个女人的脸——圆脸，大眼睛，笑起来有两个梨涡，说话的声音很甜，像夏天的冰镇西瓜。

他用了整整七年的时间，才把那张脸从脑海里一点一点地清除出去。

但此刻，那张脸又回来了，比任何时候都清晰。

沈泽睁开眼，看着车窗外倒退的城市，嘴角慢慢弯起一个弧度。

不是笑，是一种极其冷淡的、带着嘲讽意味的弧度。

七年，足够一个人想明白很多事情。

比如，为什么陆琳会在那个时间点刚好给他打电话。

比如，为什么她那么确定打人的是那个人的手下。

比如，为什么在他动手之后不到十分钟，报警电话就打到了城南分局。

比如，为什么这几年里，她从来没有来监狱看过他一次。

这些问题，他以前不是没想过，但每次想到一半就不敢再往下想了。因为再往下想，就不得不面对一个让他无法承受的事实——他从头到尾，都被自己最信任的人，卖了。

但现在，他二十六岁了。在监狱里待了七年，什么人都见过，什么事都经历过。那些曾经想不通的事情，现在在他的脑子里，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地拼起来了。

沈泽掏出手机，给周远山发了一条短信：周哥，帮我在城东找房子，我和奶奶要搬过去住。

周远山的回复很快：行，要什么样的？

沈泽想了想，打了几个字：离城东卫生院近的，旧一点没关系。

发送。

他把手机揣回兜里，靠在车窗上，看着外面灰蓝色的天空。

手术三天后，奶奶的腿会接上钢板。

而有些账，也该开始算了。

从城东卫生院开始。

从那个穿着蓝白条纹病号服的女人开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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